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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死脑经”的澳洲人

原文作者  Helen  |  发布时间  2016-01-18  | 浏览次数  3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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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让我出国留学的父母曾说:有时候,出国留学不一定是享福,而是去受“洋罪”的。身在异乡的我深切体会了澳大利亚人的“死脑筋”,以及生活中的各种“碰撞”。  


“另类探亲”遭遇“另类待遇”  


假期来临,一部分留学生决定用两星期的假期回国探亲,我和同样来自中国的璐,选择和家人在澳大利亚珀斯相聚,这样既见到了亲人,又节约了花在跨国飞行上的时间,还能避开在墨尔本肆虐的甲流,一举三得。


我就读的这所学校地处偏远的郊区,和机场刚好形成了墨尔本这个城市的“对角线”。考虑到这一情况,凡是在假期探亲的同学,学校会订车免费接送他们往返机场。然而,当我和璐兴致勃勃地订下机票,希望宿舍管理员帮我们订To Go To(一家专门接送机场旅客的公司)的车时,宿舍管理员却义正词严地告诉我们,我们是在澳大利亚和家人相聚,并非回国探亲,所以学校不能让我们享受免费车,我们必须自己坐出租车前往机场,车费自理。


我觉得这种解释有些强词夺理──同样是和亲人相聚,同样是从学校到机场,只因为我们没有回国,就要自己承担车费吗?我据理力争,但宿舍管理员的说法没有任何改变,她给出的原因是,学校只负责免费接送回国探亲的学生,而不是在澳大利亚探亲的学生。


此时,我终于认识到,跟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斗“钱”的心眼儿是徒劳的。我们两个女孩有3个箱子,要赶夜里的航班,只能打车。启程的那天,宿舍管理员“ 仗义”地帮我们打电话叫出租车来宿舍接我们。路上,我和璐紧张地盯着按分钟计费、一个劲儿“蹦字”的计价器,担心身上的现金不够付账而被扣在车上。最终,140多澳大利亚元的昂贵出租车费,让我们彻彻底底当了次“冤大头”。


迷迷糊糊被迫去上学  


140多澳大利亚元对我们这两个经济不能独立的穷学生来说,实在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为了不再一次当“冤大头”,我在珀斯度假时就仔细研究了墨尔本的机场大巴。我们的飞机在早上5点到墨尔本,我们可以坐机场大巴到市中心,再换乘城铁到学校,每人只需20多澳大利亚元。


就这样,在开学第一天的清晨5点,我和璐飞抵墨尔本机场。在这个寒风凛冽的清晨,我们两个19岁的女孩拖着行李箱,迷迷糊糊地坐上了城铁。睡眠严重不足导致我一路都昏昏沉沉的,但考虑到凌晨的城铁里乘客太少、安全第一,我顽强支撑着眼皮,尽量不睡着。


妈妈叮嘱过我,由于只能在飞机上睡4个小时,我们乘坐的航班又不提供水和食物,加上甲流肆虐,在到墨尔本的当天要好好在宿舍休息,第二天再去上学。这种“变通”在“讲究人情”的澳大利亚,应该不会说不过去。


我们拖着行李箱回家的样子被宿舍管理员撞个正着,她见我们没打车,一脸的不高兴。她通知我们,由于我们没能在开学前一天赶回墨尔本,今天早上必须去上学。我和璐只好先去学校,商量着实在坚持不了时再开假条回家休息。


没有洗漱,没有整理过书包,没吃早饭,甚至没喝口水的我们,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背起书包上学校。第一节课,任课教师关切地问我为什么无精打采,我说出实情,她诧异地问我为什么急着来上课,为什么不先在家休息一天。我转述了宿舍管理员要我们来上课的原因,老师有些哭笑不得。


下课后,我去了医务室,想开张假条回家休息。但护士说,我是住宿生,想回家一定要宿舍管理员首肯。


从来没因为任何事情缺课的我忍不住了,气冲冲地去找管理国际生的老师詹妮评理,到了办公室才知道,她还在中国出差。


为了避免宿舍管理员对我采取更多的“惩罚”措施,我只好忍气吞声。


为旅行社的“死脑筋”感叹  


在珀斯旅游时,爸爸的朋友在网上帮我们一家3口和璐订了去“尖峰石岩”的旅行团,团费比直接在旅行社订便宜,还能享受龙虾套餐。


当我们在规定时间内赶到集合地点时,旅行团却通知我们,由于我们付款的信用卡有问题,旅行社没有收到团费,我们不能随团出发;但车上正好还有4个空座位,如果我们愿意,可以当场付钱,但要按照直接在旅行社订的高价付,而且不能享受龙虾套餐。


既然知道有可以省钱又能享受龙虾套餐的渠道,谁会去当多付钱又没有龙虾可吃的傻子呢?这个团就这样空着4个名额出发了。


我不得不为澳大利亚人的“死脑筋”感叹。假如他们按照网上的价格收我们钱,不就可以“满员”出发、多赚4个人的钱了吗?


真心对待留学生的当地人  


在澳大利亚,我遇到了很多真心对待留学生的本地人,比如我们学校管理国际生的老师詹妮。


在英文环境中生活,中文会退步,有时,留学生说中文的语法会不自觉地向英文靠拢。为了让中文不退步,爸妈鼓励我用中文写东西。承蒙编辑抬爱,我侥幸在国内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写的都是留学生活。只要有文章发表,我就请爸爸寄两份报纸给我,一份给中文老师,一份给詹妮。


詹妮根本看不懂中文,但每次看到我给她的报纸,她都会激动地让我为她翻译,并且经常假装生气,责备我不写她。


一天放学,我经过詹妮的办公室,突然发现她办公室外面的玻璃墙上贴着我发表文章的剪报,并且用大大的英文写着“关姗是我们的记者”。


我呆呆地看了半天。透过玻璃墙,我看到詹妮坏坏地冲着我笑。一种感动包围了我。


此后,我经常看到詹妮办公室门口有当地学生和老师驻足阅读这些中文剪报旁边的英文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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